365bet足球滚球盘-克制的狂欢|幽默、道德与脱口秀
2019-10-15 19:14:25 来源:本站
综艺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季迎来收官之战,最终,脱口秀演员卡姆战胜了王建国成为了新一季的脱口秀大王。然而,在第二季的《脱口秀大会》相较于第一季采用了更为残酷和激烈的赛制。与第一季不同,演员们不再分组对抗,而是各自为战;同时,在每期节目录制前,演员们还必须通过“残酷开放麦”比赛的筛选,以确保自己能够脱颖而出,获得参与节目的名额。与这样的竞争直接挂钩的,是演员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灵感枯竭。在节目开始有着精彩表现的演员张博洋缺席了中期的几次开放麦,对此他表示自己对于这些题目没什么想法,没什么可说的,而在节目最后的决赛中,张博洋最后选择了退赛。张博洋的反应在脱口秀演员中绝非罕见,在比赛的后半程,许多演员表示创作遇到了瓶颈,或是选择的话题变得更加沉重,似乎很难用这样的题材来表达幽默。在这些演员中,王建国、Rock,在表演中采用了诗歌、故事等形式来表达自我,但是却遭到了部分观众的批评。对于部分观众而言,这些演员所采用的单口喜剧(standup comedy,国内译作脱口秀)的重点在于幽默。因此,当演员选择牺牲部分幽默而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有思想性时,他/她的行为无疑是本末倒置的。对于这些观众而言,好笑才是关键,思想性并不是。这也成为了喜剧和幽默作为艺术形式所面临的第一个困境:如何平衡自身的幽默功能和严肃思想性。在总决赛中,演员庞博讲了一个关于植物人的笑话。在表演中,他非常小心翼翼地做了铺垫,使得段子的攻击性大大消减,但是观众的反应仍是有些不知所措,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对此发笑。或许观众在听到这个笑话的同时,不由自主地带上了自己道德批判的目光去检视这个段子的合理性。这也成为了伴随脱口秀的第二个问题:幽默是不是真的可以无所顾忌,任何话题都可以拿来开个玩笑?
 
幽默,正经吗?
 
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笑声视作一种超越理性的自我控制的情绪,而亚里士多德、霍布斯、与柏拉图都将幽默与嘲笑、恶意、和优越感相挂钩。当观众发现某一对象的德性低于观众时,观众就会从这一荒谬中获得快乐,而这样的快乐是基于观众的优越感上的。而部分演员则会选择将自己的形象进行贬低或者丑化,以引出观众的笑声。对此,柏拉图在Philebus中表示这样的这样的嘲笑是恶意的,而这样的笑声在道德上令人反感,又对我们的德性毫无帮助。
 
当然,这样的批判伴随着喜剧与幽默理论的发展显得较为片面,“优越理论”只能解释部分的喜剧和幽默,与此对应的是“释放理论”和“不一致理论”。对此,知乎用户骆启明老师在《31世纪幽默指南》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。有趣的是,虽然喜剧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和进步,人们仍然需要直面这一看似荒谬的问题:如何看待喜剧中的思想性和严肃性。
 
美国导演伍迪·艾伦早期以脱口秀演员出道,之后成为喜剧导演,再逐渐演变成为严肃正剧的导演,在他的电影《星尘往事》中,伍迪·艾伦扮演了一个早期靠拍摄滑稽电影声名鹊起的电影制片人,但他开始对他的观众感到厌倦和怨恨,因为他不想再拍这种电影。他甚至宣布:“我再也不拍搞笑滑稽的电影了。”然而所有人都过来跟他说(包括外星人),“我们喜欢你的电影,尤其是你以前拍的那些滑稽的电影。”毫无疑问,幽默在伍迪·艾伦的电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但是与早期狂放的搞笑电影式的《香蕉》《傻瓜入狱记》相比,后期的伍迪·艾伦更注重电影的故事性和道德教育。在他的后期电影,如《犯罪与不端》《赛末点》《蓝色茉莉》中,许多观众看到了沉重的死亡、生活的残酷、与道德运气等话题的频繁出现,难以想象这样的话题会反复出现在伍迪·艾伦早期的搞笑电影中。对此,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:伍迪·艾伦的转向是不是展现出了搞笑电影/喜剧的局限性?如果搞笑电影/喜剧同样可以呈现出他想讨论的话题,那么导演的转变毫无疑问是多余的。
 
可能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,喜剧并不是承载思想性和沉重话题的最佳艺术形式,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,拥有思想性和内容的笑话会以“反刍”式的方式留在观众的脑海中,引发二次思考。对于观众来说,听笑话,看喜剧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被娱乐,一些过分简单的幽默可能也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,但是这些笑声转瞬即逝。在HBO的喜剧节目Talking Funny中,喜剧演员宋飞表示Louis C. K.的一个段子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: 
 
我打算跟我老婆孩子去度假。我把行李和孩子装进车里,把孩子系上安全带,让我老婆坐进车里,我安排好了一切。让一家人全部进车实在太折腾了。我关了我老婆坐的副驾驶座的车门,从那里走到驾驶室的一边,这就是我的假日。
 
而在阅读马克思的《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》时,我脑海中反复出现伍迪·艾伦的一个段子的结尾:
 
故事的结果是,那天我打电话给父母,父亲被解雇了。他是技术性失业。 我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十二年。 他们解雇了他。 他们用一个很小的小东西代替了他,这个小东西可以做我父亲做的所有事情,只有做得更好。 令人沮丧的是,我母亲跑了出去,也买了一个。 
 
或许这样的段子在第一时间并不能让人捧腹大笑,但是正由于演员巧妙地将生活或思考藏在段子中,当观众的经历能够与这样的段子共情时,这些段子将引起观众二次思考。换个角度来说,当人们重新回忆起这些段子时,这与重新想起小说、音乐、电影异曲同工。阅读,看电影,听音乐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德性教育,让我们思考,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质疑,我们参与这些艺术形式的目的,是否只能是去思考或者获得教育。我们能否以单纯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幽默? 
 
幽默,可以不道德/无道德吗?
 
在讨论幽默之前,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艺术中的道德转向。在新古典主义中,艺术需要伴随着明确的道德教育和指向。举例而言,雅克-路易·大卫的《荷拉斯兄弟之誓》带着明确的道德教育目的:城邦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和家族的利益,荣誉和自我牺牲是富有德性的公民品质等等。 
 
而当我们转向卡拉瓦乔,欣赏他的艺术作品时,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他与雅克-路易. 大卫以及新古典主义对于道德和美的不同理解。 
 
如果说我们将艺术看作对于美的讨论,那么道德教育是否是必要的?对于抽象表现主义(如杰克逊·波洛克的作品)而言,试图从作品中寻找道德的行为是徒劳的。作品本身并不关心是否为观众提供了道德教育,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全新的对于美的理解。
 
回到脱口秀本身,很多喜剧演员都曾表演过并不“道德”的段子。举例而言,Louis C. K.的“当然,但或许”(Of course… but maybe)绝对是一个道德上错误的段子,他嘲笑了过敏患者,士兵,奴隶,当他说完这个段子后,全场观众感到了紧张感和道德压力的释放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成Louis C.K.的道德观念。正如同很多人在观看昆丁的电影,听匪帮说唱时获得了快感一样,这些听众和观众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行为,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这些“虚假”的艺术作品中寻找到一种避免直面危险,躲在安全范围内的快感。让一个观众直面暴力和枪支,他/她的反应可能是惊慌失措;但是听他人分享这些危险的故事时,或许这个观众可以听得津津有味。
 
脱口秀演员在表演“冒犯性“段子的同时,也多多少少躲进了艺术形式的形式中,以免去道德上的批判和责任。但是,相比其他的艺术家,脱口秀演员对于现实与虚构的划分显得更加困难。由于许多演员的段子往往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,又依赖于许多细节的铺垫,观众往往一时间难以分辨段子是否是演员的真实生活或是真实想法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不同与转述性的小说、电影、音乐,脱口秀的表达是直面式的,脱口秀演员的输出是直接和明确的,因此这样的演出看上去更加真实。最后,脱口秀演员是否在扮演”作为脱口秀演员“的自己,也是难以辨明的。在公众号“知识分子”的采访《“喜剧大师多抑郁”?我和赖宝、李诞聊了聊 | 事关智慧和笑》中,李诞曾表示“舞台是很神奇的地方。我听很多脱口秀演员说过,舞台是一个藏不住的地方。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可能生活中还能有所隐瞒,但到舞台上去表演,你在生活中是什么人可能会更夸张地暴露出来……你在舞台和小说里,表露自己的内心也好,秘密也好,隐私也好,更敢放到这种环境里去。这对我来说是有趣的事儿——我说了你也不信,我在舞台上随便说,反正你也不信,就更开心了”
 
因此,喜剧演员是否是借着表演的外壳,在表达一些不被接受的、道德边缘的,乃至不道德想法,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警惕,但是我们也无法轻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 
让幽默仅仅成为幽默?
 
虽然对于幽默的探讨往往显得有些过于严肃和枯燥,以至于大家更愿意用玩笑去化解这些探讨。但是在将幽默看作一种艺术形式后,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:就像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一样,我们也可以想去享受自己喜欢的幽默。我们不奢求从这当中获得思想和道德感;我们可以,也应该从其他的渠道获取关于思想和道德的教育,我们期待从幽默得到的,只有快乐。而至于喜剧演员是否希望向他们的作品中添加其他的要素,这由不得我们,只要好笑就行。